中国不孕不育人口的增加正在积蓄起大量的生育需求，这股需求推动着日益庞大的不育群体通过代孕这种昂贵而复杂的途径生子。然而，参与者在身心健康、经济利益和法律权利等方面缺乏保障，各地卫生部门也偶尔会进行短期严打。与此同时，这个快速发展的地下市场也引来越来越多的武汉代孕专家和媒体讨论代孕伦理和法律现状，甚至有部分专家建议放开代孕。

　　多家提供代孕服务的公司分别表示，国内对代孕的需求太大，“供不应求”，其中至少有三家表示它们每年的业务增长量在30%左右。虽然无法进行统计，对于每年通过代孕诞生的婴儿数量，业内人士估计在5000到1万人以上。

　　湖北武汉--小玲专事孕检和生产的陪同。从受精卵移植后确定代怀孕到最后的生产，24岁的她每年会陪同十多名武汉代孕妇将近两百次出入医院产科，记下她们每次注射黄体酮孕激素的时间，在生产过后将婴儿委托DNA亲子鉴定。然后她在出生证明上登记上另一名妇女的名字，最后将代孕婴儿送到真正与其有血缘关系的那对夫妇手上。

　　

　　小玲是提供代孕服务的武汉高鹰代孕公司的一名后勤专员，是这家年产约300名代孕婴儿的代孕公司的一名服务人员。这条主要以大城市富裕家庭求子渴望作为支撑的生产线上有来自各地农村、经济困难的代孕母亲，为了学费或零花钱提供精卵子的在校大学生，也有像小玲这样确保代孕服务进行的服务人员。虽然国内禁止代孕，但这个地下市场正在迅速膨胀。根据得到的服务、是否需要精卵子、是否需要选择婴儿性别、是否在海外进行移植来规避国内的代孕禁令，以及付款方式的不同，委托家庭向武汉高鹰公司支付从五六十万到150万的费用。

　　最近，小玲负责的来自湖北农村的代孕代孕母亲小孔就将生产。小孔今年32岁，离异，有一个四岁的儿子。去年年末，在武汉高鹰公司做保姆的姨妈告诉她公司正在招聘代孕代孕母亲，于是她瞒着父母来到了武汉。在经历了体检、移植、持续数月服用雌激素、注射孕激素后，进入孕后期的小孔如今独自居住在武汉的一所高层公寓里，有专用保姆陪同并照顾生活起居，按照客户的要求每天喝武汉代孕妇奶粉、听胎教音乐、散步、午休。生产之后，她会带着相当于她家庭年收入18倍的约15万元人民币“打工”所得回到家乡，与父母一起照顾儿子成长，并计划开一家家政公司。而一对来自河南的夫妇将迎来一个他们企盼十余年的孩子。小孔说：“他们好像是在银行工作的，做了十年的试管婴儿，还通过输卵管，但一直没成。”

　　小玲说，她知道代孕母亲背后的故事，“也理解客户的痛苦”。

　　有熟人之间私下的介绍，也有许多小中介甚至个人通过为求子夫妇和代孕母亲牵线来赚取报酬，网络空间更是有很多以试管婴儿、代孕为名的聊天群提供了个人之间进行合作的渠道。还有越来越多像武汉高鹰代孕这样的公司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产业化地生产宝贝。

　　武汉高鹰代孕公司自成立以来已为一千多例客户得到孩子，每年的业务增长都至少在30%。在它所有客户中，约有85%的客户因为各种身体原因无法生育，有9%是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孩子又过了生育年龄无法生育，有1%是同性人群，还有5%原因不明。

　　在他看来，代孕从伦理上来说违背人性，“代孕生孩子和一般的劳务不同，它的产品是一个代孕婴儿。母子亲情的培养和建立并非主要依赖于亲缘，而更多是一种过程。在代怀孕过程中的感情投入，会使得代孕代孕母亲与婴儿产生亲情”，而最后以金钱为代价带走孩子无疑会对代孕母亲造成伤害。

　　对预产期临近的小孔来说，代孕似乎是一个双赢的交易。“做这个能帮我缓解我的经济情况，也能帮助客户。”但她无法否认这份生意是有代价的。小孔依然每天会与儿子、家人通电话，但将近一年没见他们。“儿子也没有什么话跟我说。”

　　对于底层老百姓来说，只有出卖自己的子宫，把自己的身体当做商品一样拿来买卖，来换取“巨额”经济利益，这似乎没有对错之分。

　　 代孕妈妈